原標題：“四個全面”的哲學基礎和時代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四個全面”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信仰、注重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優良傳統的必然成果，它是在批判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理論。“四個全面”既是鄧小平“三步走”戰略第三步順利實現的確保，又超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落腳點，指向完完整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全面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的基本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發展是社會諸領域全面協調的發展。人類社會結構分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物質生活，一部分是政治生活，一部分是精神生活。社會發展不僅包括物質文明的發展，而且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三大部分缺一不可，社會發展是社會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必須辯證地認識社會各種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堅持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促進全面進步。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社會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馬克思在《資本論》、《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著作中，論證了社會有機整體的思想，貫穿了社會有機體各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觀念。“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和，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是處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中的有機整體和復雜系統。

　　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思想，提出了符合當代中國發展實際的科學發展觀。鄧小平理論中最能體現全面的就是“兩手抓”治國理念。鄧小平同志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思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文化教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強調發展的全面性：促進區域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相互促進、全面發展，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可承受程度協調統一起來。

　　全面發展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

　　2003年初，我國爆發非典疫情，突出反映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發展不全面、不協調的問題。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抗擊非典斗爭。這場驚心動魄的斗爭，直接推動了發展新思路的探索進程。胡錦濤同志在廣東考察時指出，“新世紀新階段，包括廣東在內的東部地區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面臨著新機遇、新挑戰、新任務”，強調要堅持全面的發展觀。這是“發展觀”首次出現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講話中。后來，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樹立“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的思想。他指出：“我們講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里的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而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我們要更好地堅持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2003年10月14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明確提出要“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胡錦濤同志在這次全會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意義，要求全黨不斷探索促進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新途徑。至此，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思想初步形成，并載入我們黨的光輝史冊。

　　社會發展的全面性要求，是指社會生活各領域發展的全面進步狀態，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全面提高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和社會和諧的水平（有重點的全面），就是發展經濟以促進物質文明建設，發展民主以促進政治文明建設，發展先進文化以促進精神文明建設，調整社會政策、社會管理體制以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全面性進步（有聯系的全面）。另一方面，“五位一體”每一體的發展本身也是全面的。就經濟發展而言，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包括經濟結構的優化、收入分配的改善、經濟福利的增進、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完善（辯證的全面）。就政治發展而言，要推進三個方面即完善民主、完備法制和依法治國相結合，保障三種權益即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實現三大要求即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就文化發展而言，要提高公民四大素質，完善三大體系即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體系，提供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全面，是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需要出發，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單向度發展轉向經濟、社會、生態和人的全面發展。

　　“四個全面”既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發展，也是新的歷史階段呈現的階段性特征的客觀要求

　　恩格斯指出：“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四中全會，改革開放，制度創新，打破桎梏，整合利益，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調整上層建筑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是實踐的邏輯主線。從思想路線調整到制度變革，從片面的發展觀到統籌兼顧，從生活習慣改變到生產方式革新，從科學發展到五位一體，從市場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無不是立足中國的社會發展實際，立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訴求。30多年實踐的主線，是立足人民，立足實際，立足辯證發展、全面發展、科學發展，主觀能動地改造世界的實踐探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鋪墊和準備，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貫穿于各個時期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中。我們黨每一個歷史階段呈現的理論創新，遵循每一個歷史階段呈現的階段性特征，這些階段性特征就是每一個階段最大的客觀實際。

　　改革開放伊始，我們黨著眼中國實際，放眼世界發展大勢，提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從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階段上對國情所作的全局性、總體性判斷。這既是社會主義中國最大的實際，也是對發展中階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可以說，這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從未離開過這個客觀依據。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從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指出經濟社會發展顯示出來的八個方面的階段性特征。2012年，黨的十八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審時度勢，強調了“三個沒有變”的新的階段性特征。

　　當前，新常態下的中國又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這些特征成為“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客觀依據和立足點。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并通過對“四個全面”的論述界定了新常態的中心內涵。這一論述既從發展目標、發展動力、發展保障、發展方法四個方面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發展理論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又把新常態的內涵從經濟新常態拓展到政治新常態、社會新常態、文化新常態，是一個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對社會主義發展傳統、現實和未來進行深入思考和綜合分析判斷基礎上的一個全面的、重大的理論創新；是從價值與制度兩個方面對未來改革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總把握。“四個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常態的根本指向。全面深化改革是關鍵一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常態注入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根本保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常態保駕護航。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順利實現。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新常態波瀾不驚、破浪前行的壓艙石。

　　中國經過60多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在第一個30年，基本完成了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過渡，實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穩固；第二個30年，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基本解決物資匱乏和貧困問題，極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態。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面臨著新的矛盾和問題，社會主義的改革議題也必然發生變化，新現實需要新改革觀。

　　“四個全面”賦予新常態以新的內涵，使新改革觀更為清晰準確。這就是說，新常態不僅是指經濟結構轉型、經濟發展動力及經濟增速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指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社會整體發展的戰略目標。換句話說，新常態這一概念是一個全面性概念，蘊含著系統性改革的發展框架，指涉的改革范圍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司法、黨建、國防、環境等方方面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經濟改革的體制性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新常態下的經濟改革就是要完成經濟的體制性改革向技術性改革的轉變，以貨幣、財政、金融、創新等為技術手段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將成為經濟改革、發展、穩定的新常態。這些技術手段能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關鍵不是市場的內部因素，而是建立有效市場的外部環境，即制度環境。從社會學角度看，制度誘導不僅決定著個體的人性欲望向善或向惡的方向發展，也決定著市場機制的有效或無效，決定著社會的高水平穩定性程度。

　　因此，新常態的形成，不僅關乎經濟問題，或者說一個純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關乎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關乎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政治體制、行政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從國家發展歷史和現實經驗教訓及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好的市場生長環境是靠好的政治行政體制保證的。沒有良好的政治行政體制、社會管理體制保證，經濟發展成果就可能毀于一旦。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常態所表達的是一種全面的、社會整體性的新常態，“四個全面”比較完整地表述了新常態的基本內涵和樣態。

　　全面把握“四個全面”的深刻內涵和基本要求

　　從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在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集體學習中、在春節團拜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讓“四個全面”成為備受關注的新提法。黨報推出的系列評論員文章，正是為了全面梳理、總結這一重要新概念，更深刻地認識“四個全面”背后的簡約不簡單。

　　人民日報系列評論第一篇《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論述了這個戰略布局蘊含的深刻的戰略思想。從文章總結的四個“第一次”可見一斑：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

　　每一個“全面”，都是一整套結合實際、繼往開來、勇于創新、獨具特色的系統思想。四個“全面”加起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

　　“四個全面”蘊含了豐富的時代內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確保到2020年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奠定堅實基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四個全面”是內在統一、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四個全面”不是簡單并列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頂層設計，既有全局又有重點的施政總綱和發展路線圖，既部署“過河”任務又指導如何解決“橋或船”的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統領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一招、根本路徑，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引擎地位；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支撐地位；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關鍵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三個戰略舉措之間也是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國家發展、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整個改革過程都要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深化改革貫穿依法治國全過程，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從嚴治黨既要體現深化改革的要求，又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無論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依法治國，都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必須貫徹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四個全面”環環相扣、相互促進，是執政目標、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執政黨自身建設的有機統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進行，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因此，我們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總體布局中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把“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總要求貫穿各項工作的全過程、各環節，為“四個全面”協調推進凝聚起更為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

　　（作者為西藏自治區黨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