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四中全會繪制“法治中國”路線圖 四大亮點護航改革

　　中新網(wǎng)北京10月24日電 記者闞楓 馬學玲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23日公布。從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到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追究制，從最高法設立巡回法庭，到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剖析這份5000余字的公報，備受外界關注的“法治中國”路線圖亦可初見輪廓。

　　強調(diào)憲法，以法治護航改革

　　——首次提出“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

　　觀察23日晚間公布的這份公報，“憲法”無疑成為核心詞匯之一。這份5000余字的全會公報，先后10次提到“憲法”，并明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zhí)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zhí)政。”

　　“這不僅強調(diào)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基礎性地位，并進一步表明，憲法更是行動層面上治國理政的最高法律指引。”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教授對中新網(wǎng)記者表示，目前，憲法的實施過程不夠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實施機制不夠完善。

　　值得關注的是，本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提出“健全憲法實施和監(jiān)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jiān)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注意到，“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這是一個全新的提法，就是對憲法的解釋程序提出了具體要求，實際上就是使憲法‘活’起來。”

　　馬懷德對中新網(wǎng)記者表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現(xiàn)在更加強調(diào)憲法的權威，因此，憲法更加需要正確的理解、解讀和解釋，“我們說要依照憲法，但是憲法精神并不是誰都可以隨意解釋，而是需要一套完整的解釋程序和機制保障。”

　　“憲法不可能非常具體，那怎么準確把握它的精神？這就需要一個權威機構，按照一種符合現(xiàn)代法治精神的程序進行解釋。”王錫鋅說。

　　在王錫鋅看來，除了上述考量，正在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會出現(xiàn)一些新的情況，需要將憲法的原則性規(guī)定與現(xiàn)實情況銜接。

　　如其所言，這次會議明確，“要實現(xiàn)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jù)、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需要。”

　　排除干擾，保障司法公正

　　——最高法設巡回法庭，建干部插手案件追責制

　　在輿論對于本次會議的關切中，司法體制改革無疑是核心焦點之一。中新網(wǎng)記者注意到，本次會議在排除威脅司法公正的行政干預、地方保護等方面，也推出新的改革舉措。

　　其中，在破除“司法地方化”方面，這次會議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qū)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這是針對‘司法地方化’給出的兩大改革舉措，也是對三中全會的落實。”馬懷德表示，中國目前的司法轄區(qū)與行政轄區(qū)相對應，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地方保護對司法公正形成干擾。

　　“比如，一起涉及兩個省份的糾紛，無論在哪個省份的法院審理，當事人都可能感覺得不到公正處理，但如果設立諸如華東法院、華北法院等，一些跨域區(qū)案件就能得到比較公正的審理。”馬懷德說。

　　馬懷德表示，有了跨行政區(qū)域法院的同時，最高法設立巡回法庭，就減輕了最高法在北京集中受理案件的壓力，“比如在上海、廣東設立巡回法庭，有了這些流動的巡回法庭，一些可能上訴或申訴到最高法的案件，就不一定非要來北京審理，這樣既方便了訴訟當事人，也保障了司法公正。”

　　除了破除“司法地方化”，針對威脅司法公正的行政干預，會議提出，“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

　　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旭看來，這一表述更加堅定明確地彰顯了“法治高于人治”的理念，“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是一種典型的‘人治’行為，即以個人意志干預法律程序，公報的表述將這種做法徹底否定。”

　　王旭說，對官員干預司法的記錄、通報到追責，這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追責線索，使得保障司法獨立、公正理念能更好落地，更有可操作性。

　　依法行政，建法治政府

　　——建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責任倒查機制

　　“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zhí)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在廣為關注的依法行政方面，本次會議特別強調(diào)了“法治政府”的構建，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中新網(wǎng)記者分析，在全面深化改革時代，作為改革的執(zhí)行者，政府部門如果在法治的軌道上厘清自己的責權，這是以法治護航改革的關鍵。

　　“比如，目前一些基層干部為了政績，以改革的名義推進一些‘拍腦袋’的決策，運用權力時的法治意識、法治觀念太差，這種現(xiàn)象已經(jīng)比較嚴重。”竹立家說。

　　其實，針對專家所言的“拍腦袋決策”，本次會議特別提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

　　會議還特別提到了“建立行政機關內(nèi)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

　　馬懷德也表示，會議中的這條措施可謂切中時弊，“以往我們的行政決策缺乏必要的程序規(guī)范，而且決策者本人對決策后果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一些決策失誤造成重大損失后，當時的決策者可能已退休，甚至異地升官，無人去追究責任。這造成決策者有恃無恐，不顧決策的法定程序。”

　　正如專家分析，針對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這次會議不僅強調(diào)了決策的法定程序和追責機制，還強調(diào)推進決策公開、執(zhí)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

　　依法執(zhí)政，建立“法治GDP”

　　——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全會公報多處論及“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并明確，“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

　　公報進一步明確，“堅持依法執(zhí)政，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二者在依法執(zhí)政上就得到了有機結合，因為黨是執(zhí)政黨，而黨的執(zhí)政是依據(jù)憲法的。”中央黨校報刊社社長兼總編謝春濤教授對中新網(wǎng)記者表示，憲法是黨領導人民制定的，所以黨當然要帶頭遵守。

　　“如果黨不帶頭遵守法律，那很難想象法律能落到實處。所以，黨帶頭遵守法律，堅持依法執(zhí)政，應是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謝春濤說。

　　引發(fā)外界關注的是，這次會議提出，“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nèi)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nèi)容。”

　　馬懷德說，其實這就是自己倡導多年的建立“法治GDP”，“這種考核并非不能量化，行政復議、訴訟、投訴、申訴、信訪及領導干部學習法律的次數(shù)、考試成績等，都可作為考核指標。”

　　馬懷德認為，這旨在為法律的實施提供一套完整的動力機制和激勵機制。

　　謝春濤也認為這是具有實質(zhì)性意義的，他結合自己在基層掛職的經(jīng)歷表示，“對領導干部考核什么內(nèi)容、用什么方式考核，絕對能決定他們怎么做。所以，這一點如果能具體化，并實實在在落實到工作中，其作用應該會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