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京開幕。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6年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圓滿完成，“十三五”實現了良好開局。在外部環境錯綜復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經濟能夠穩住很不容易，出現諸多向好變化更為難得。 “精準扶貧，老區會有啥新變化？”“共享經濟還會怎樣改變生活？” “看病貴、看病難解決了嗎？”“為企業減負后，小微企業感受到了嗎？”……隨著改革逐漸進入攻堅期，中國經濟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局面，我們應該如何積極應對？針對當下中國經濟的熱點話題，央廣網記者采訪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眾多專家學者，匯聚他們針對中國經濟熱點問題的建議，展望中國經濟的光明前景。

　　央廣網北京3月15日消息（記者 王晶）如今，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曾有業內人士提出“70后”不愿種地、“80后”不會種地、“90后”不談種地的這一說法。那么，擁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到底該如何化解“誰來種地”之憂?中國未來究竟來靠誰搞農業現代化，支撐起13億人的“飯碗”？

　　“信不信？以后大家會搶著當農民！”今年兩會期間，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給出了這樣的答案，要把“農民”從身份稱謂回歸職業稱謂，而且要讓它成為一種很多人愿意干的、令人羨慕的職業。

　　去年，遼寧省綏中縣農機大戶曹曉華父子通過土地流轉，承包1000多畝耕地，一年下來，僅農機作業服務的純收入就近10萬元，農民職業化很大程度上適應了農業集約化生產方式的需要。

　　如今，像老曹一家這樣的職業化農民，我國有近1272萬人，他們在經歷從“老農人”到“新農人”身份變革的同時，國家也表明了這樣的態度：去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在新型職業農民激勵計劃中明確提出，拓寬新型職業農民增收渠道，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納入教育培訓發展相關規劃，定向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據今年農業部1月統計，到2020年新型職業農民總量將超過2000萬人，如何才能夠讓這些新型職業化農民群體收入有的“新”變化，成為今年兩會期間農業界小組討論的焦點。轉型“新型職業農民” 老鄉們的致富路該怎么走？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劉建軍。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劉建軍接受央廣網記者專訪

　　央廣網記者 王晶 攝

　　身份變了

　　10年內“無人種田”之憂或加劇 中國需要農民職業化

　　記者：新型職業化農民到底啥樣？它與過去的“傳統”老農民的區別在哪？

　　劉建軍：職業農民的核心特征就是以務農為職業，不再是以兼業化、自足化、副業化特征的務農，甚至因某些原因棄業（撂荒）、僅僅生活在農村的傳統稱謂的“農民”。

　　他們是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收入水平類同社會其它職業的一代“新農人”，它是一個有尊嚴的職業，完全不丟人的。但是，現在到農村調研會發現，其實地地道道的新型職業化農民還是非常少。

　　如今，我國城鎮化進程趨勢仍在繼續推進，十三五規劃指出，要讓每年有超過1600萬的農民工拿到城市戶口，這樣就導致待在農村、專門務農的人越來越少，而留在農村的人口往往由老人、小孩，還有照顧家庭的留守妻子構成。但是，現在農村60、70多歲的老人們，根本無法承擔繁重的農活，而下一代出去念書的孩子基本上返鄉的人很少，即使有外出務工的農民返鄉，回來還是做工的人多，種農田的人少。

　　我認為，或許在5到10年之內，中國“無人種田”之憂可能會加劇。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國家必須加大力度培育職業化農民。

　　記者：“新型職業農民”這一稱謂因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而進入公眾視野，至今已有5年時間。當前，新型職業化農民在農村發展現狀如何？

　　劉建軍：如今在農村，職業化農民已初見雛形。每年4到5月，到了小春作物收獲期份，在南方農村就會看到有很多北方南下的農業采收機械車隊浩浩蕩蕩，從最南邊開始先收割，從小麥到油菜，一直往北收獲再回到家鄉，半年過去了再到北方來，秋收時再度南下，年復一年。

　　2014年，農業部便開始啟動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并確立了一批試點示范縣。早一些的，如成都市，2011年已開始培育“農業職業經理人”，現已培育一萬多名此類人才。

　　目前，全國大批新型職業農民在農村創新創業，創辦公司、家庭農場、專合社等，在帶動當地產業發展或脫貧奔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各地探索創新了很多支持政策，在創業專項補助、設施和農機補貼、培訓或提升學歷補助、社保養老、貸款貼息等，獲得認定資格的新型職業農民都能得到更多的優惠。

　　但整體來看，目前，新型職業農民的數量還不足以成為現代農業轉型發展的主力軍。

　　錢包鼓了

　　新型職業農民的收入并不比打工低 部分人還成了致富典型

　　記者：由傳統老農民，到轉變為新型職業化農民，身份的變革是否能使他們的收入會發生新的變化？

　　劉建軍：農業要成為“受尊敬的、體面”的職業，就必須有相應的社會職業收入，否則收入不穩定，就不能稱其為一個職業。

　　我們在多地調研時發現，新型職業農民對年收入的期望值是5萬元，而農業職業經理人因經營面積大、組織生產難度高，資金投入量和風險加大，期望的年收入是不低于10萬元。

　　而同傳統老農民比，這批“新農人”選擇項目和品種更準，經營規模更大，科技的學習掌握能力更強，聯系市場更加緊密。我們實地調研和訪談證明，實現這個職業收入是完全可能的，很多人超過這個收入，成了致富的典型。

　　正因為這樣，近年吸引了不少大學畢業生和城鎮人員也加入到農村創業隊伍。有這個收入，農民就不必異地打工，減少分居生活成本，還能很好地照顧家庭。家庭成員也能成為其職業的幫手，減少雇工投入。

　　記者：從國家、農民角度來講，怎么做才能實現新興職業化農民增收的最大化呢？

　　劉建軍：如今，農村還存在農機專業合作社、植保專業合作社專門由幾個人組成的植保服務隊，以此為營生，為別家田地打農藥。由于農忙時節部分外出務工的人員無法請假回家務農，這些職業化農民就可以以盈利為目，幫助部分農民收割。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呼吁國家要加大引導和扶持，及時總結、規范、推廣先進經驗和模式，圍繞現代農業和新型職業農民等新型經營主體，加大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和科技服務的力度。但是在這同時，新型職業農民也一定要重視科技、依靠科技，防止選項不當、技術失誤和市場風險，要注重從優勢特色、質量安全、節本增效上突破取勝。

　　“農改”路寬了

　　“經營明天的農業” 新型職業農民需要“念”什么樣的“經”？

　　記者：今年代表委員重點關注“農業生產該種什么、如何種？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么干？”那么，在這期間，新型職業化農民的發展是否也會面臨瓶頸？

　　劉建軍：當前國家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農業轉型升級，對新型職業農民“經營明天的農業”來講，是一個絕好的機遇。他們的創業思路、經營方向、工作重點和市場營銷，都要圍繞這個新機遇來謀劃。

　　但是，我認為當前的確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如統一規定的農民職業技能培訓時間過短（1～2周），難以培養出合格職業人才。例如，混編組班，有限時期內接受不同專業授課，難以滿足班上某些職業方向的學員求學需求，有的辦班季節或地點不當，難以提供學員實訓條件，以及考核頒證后跟蹤、服務不力或創業政策資金不到位，部分學員放棄務農另謀他業等等問題，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改進完善。

　　記者：如何就地合理培育更多新型職業農民？發達國家農民職業化程度高，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

　　劉建軍：一些發達國家及中國臺灣等地區，他們采取的是多層次持續培育機制。在臺灣，技術學院利用寒暑假舉辦一些短期農業技術培訓課程，甚至研究生級的高級課程，供農會的技術骨干們提高技能水平。在歐洲，公立的高等學校是開放性的，課表公開展示，農民以及市民均可免費選學聽課。

　　因此，我建議，各地應充分發揮高校、職院、各級電大的系統培育功能，舉辦職業農民培訓班、提高班、學歷教育班。鼓勵科研院所接收學員跟班、兼職、進修和專題研習先進實用優新成果轉化。

　　同時，對確有培養潛力和前途的人才，還可借鑒MBA、高級總裁班等“精品班”培育模式，培養一批高層次杰出職業人才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