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觀君（ID:china_2049）先叨叨幾句｜這篇文章現在很火，相信坐觀君的讀者有已經看過的。但遺憾的是，坐觀君發現很多公眾號推送的文章都來源于一個網友的錄音整理，應該沒有仔細校對過，里面有很多細節和低級錯誤，一些地方的邏輯也不通。整理者很辛苦，值得贊賞。但分享轉載者畢竟還是要對讀者負責。坐觀君在這里無意去指責別人。雖然不敢說自己推送的每篇文章絕對沒有錯誤，但至少每篇文章都會仔細閱讀幾遍，挑出硬傷，標注自己感興趣的觀點，自認為這本身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好了，言歸正傳。這是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京師學堂的一場演講。很多觀點都非常有見地，看問題也看得非常清楚。而且，看得出來，他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核心的思想就是認為中國要大大方方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這是主觀需要，也是大勢所趨，為此中國在思想、制度等各個層面都要轉變思維。坐觀君專門從網上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發言整理版本，并增加了小標題，希望大家閱讀體驗能更好一點。強烈推薦讀一讀哦！

　　來源：鳳凰大學問

　　“一帶一路”是習主席訪問中亞和印尼的時候提出來的。“一帶”指的是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到中亞、中東再到歐洲這樣一條帶狀之路。“一路”是指海上“絲綢之路”。其實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海外貿易早就有了，宋朝時非常發達，明朝有鄭和下西洋。今天這個概念是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提出來的。

　　今天我講幾點看法：

　　第一，中國必須搞“一帶一路”。

　　第二，中國有能力搞。

　　第三，不好搞。

　　最后，我有信心中國能搞好。

　　一、中國必須搞“一帶一路”，為什么？

　　國內很多人質疑中國內部的很多事情都還沒有處理好，搞這么大一個規劃做什么？我認為必須要搞，是因為做“絲綢之路”有它內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

　　內部需要：中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開拓海外空間。

　　從內部需求說，絲綢之路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機部分。開放是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重要動力，在早期主要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無論是引進技術也好，出口中國商品也好，對促進中國的經濟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現在中國國內經濟增長缺乏動力，需要新形式的開放。

　　中國現在人均GDP是7500美金，屬于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國下一步要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的二戰以后100多個國家看，只有十幾個國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那么這十幾個國家里面，大部分是資源性國家，除此之外，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是東亞社會，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除了這五個經濟體，其它就沒有了。雖然我們有信心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覺得很難。

　　日本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它特殊的背景，戰后它被美國占領，西方基本上把整個市場開放給了日本，日本沒有花很大力氣就進入了西方市場，成為西方一部分。亞洲四小龍也有特殊背景。第一，亞洲四小龍經濟體比較小；第二，亞洲四小龍很多方面是屬于西方治理的。中國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國際環境不好，西方對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還有中國是13億人口的第二大經濟體，要從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這是世界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西方怎么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是西方經濟發展的內在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話，資本需要贏得更多海外空間，商品需要尋求更多海外市場。那么這不是說中國要搞帝國主義，搞殖民主義，中國可能會搞一種新形式的國際合作，拋開老殖民地主義、老帝國主義的做法。但從國際經濟的角度說，中國同樣需要尋求新的市場、投資空間，中國的產品也需要進入世界市場。

　　外部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失衡，那么如何重新平衡呢？我覺得要把中國放到世界經濟需要平衡的背景下。現在東西方、南北方互相指責，世界經濟到底怎么失衡的，美國指責中國，中國指責美國。但實際上世界經濟不存在理想的狀態，世界經濟失衡是每一個主權經濟體本身失衡的結果，因為美國的經濟是失衡的，歐洲的經濟是失衡的，中國的經濟也是失衡的。那么世界經濟如果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個國家的經濟走向平衡，美國沒有承擔責任，美國的工業化和制造業比歐洲好些，但主導美國的還是金融資本，還是華爾街資本主義。美國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反而使世界經濟越來越失衡。

　　歐洲主要是社會投資跟經濟投資的失衡，因為它的成員國無法走出獨立國家的范疇。希臘、法國的大眾民主、一人一票跟它的經濟結構完全不相配套。民主本身是個好東西，但是一人一票目的就是一人拿一份，大家都是獨立國家，一人拿一份。但一人拿一份的福利制度要生存下去，前提是一人要貢獻一份。但是大眾民主的一人一票能保證一人能拿一份，卻不能保證一人貢獻一份。所以歐洲也沒有能力改變世界經濟的失衡。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有能力改變世界經濟。更重要的是，中國為什么必須做？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中國在上世紀50、60年代那么苦，仍然援助非洲，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不僅是經濟學而且還是國際戰略意義上的表述。比如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所以無論是國際經濟戰略還是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中國必須走“一帶一路”。

　　十八大以后，中國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就是“兩條腿，一個圈”。一條腿跟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第二條腿就是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一個圈”就是周邊國家。從地緣政治環境看，中國周圍幾十個國家，如何處理好關系非常艱難。中國周邊的環境在惡化，各方面都在惡化。這就是中國“絲綢之路”的國際大背景。

　　二、中國有能力搞“一帶一路”，因為中國有“三寶”

　　中國是唯一有能力讓世界經濟再平衡的，美國沒有這個能力。盡管美國重返亞太地區，但是在中東陷入麻煩，中東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國建立起來的，但是美國現在破壞自己建立起來的秩序。美國有三大負擔，一個負擔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錢；第二個負擔是美國要搞聯盟，比如跟日本、菲律賓等；第三個負擔就是輸出民主，比如中東的埃及和伊拉克，他們的政治建設都跟美國有關系。

　　一個人如果在臺上的統治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要推翻他，建立起對它更有利的政權，美國這個想法太簡單。美國破壞了原有的政權后，并沒有建立起它希望的民主政權，而是造成了失敗國家，在中東秩序基本沒有了，現在以色列基本上不相信美國了。以色列總理去美國，不見美國總統，而是去國會演講。所以美國所謂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是過分擔心了。美國如何重返亞洲？它除了軍事上最強大以外，其它就沒有了。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當然希望對中國和印度的軍事崛起有個再平衡，但他們不希望美國軍事回去，因為如果中國跟美國之間形成一個軍事的競爭的話，對東南亞國家最不利。他們希望美國經濟力量回去，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憑什么回去？美國的資本走向哪里，美國政府沒有影響，資本還是走向它自己該去的地方，美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調整，美國的資本還是自己說了算。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要吃資本的飯，跨國公司實際上不屬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所以美國和歐洲都沒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經濟，中國為什么有能力？

　　第一，中國有過剩的資本，肯定要走出去。為什么有“絲綢之路”？這是資本走出去的需要，政府只是順勢推出。西方的開放，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開放都是資本推動的。

　　第二，中國的產能過剩，這也要有出路。中國大規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時代基本過去了，東部、中部基本上飽和，也就西部還有一些空間，鋼鐵、水泥等等的產能過剩去哪里？必須找到出路，這跟西方以前一樣，需要開拓新的市場、新的投資空間。資本需要投資空間，過剩產能需要新的市場。

　　第三，中國積累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經驗。“絲綢之路”除了傳統的貿易投資以外，現在還有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能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一帶一路”上，除了像新加坡這樣少數的國家有錢，其它都是很平均的較低發展水平的國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過剩的產能、中國的資本、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

　　東南亞、中亞都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坐觀君插播：回復“亞投行”可提取相關文章哦），進行互利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方有幾千億美元的缺口需求。歐洲沒錢，中國有錢，中國過剩。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和銀行手里有很多現金，這么龐大的現金要轉化成資本走出去，這是必須的。

　　三、“一帶一路”不好搞啊，因為挑戰不少

　　“一帶一路”戰略不好實施，挑戰很多。現在國際上基本分為三種態度。

　　第一類是美國日本這樣的既得利益國家。中國走出去的話，既得利益肯定反對，因為中國作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對新得利益，我想天經地義，中國習慣也好，不習慣也好，這是事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上走過了三個階段，“取進來”、“接軌”都不會跟外部沖突，但從本世紀初開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發生沖突，因為你要觸碰別國的既得利益，所以歐美反對很容易理解。

　　第二類與之相反，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歡迎的，因為他們需要發展，需要資本投資，但西方資本投資受制于政治原則，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銀行又設置了很多附加條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權、宗教等等，但這在發展中國家就是雞和蛋的關系，我沒發展，如何講人權，如何講自由？所以這些國家希望中國能去投資，中國不像西方那樣設置政治化的條件，所以這些國家是非常支持中國的。

　　第三類就是對中國保懷疑態度的國家，這也分為兩種。像韓國，本身對中國經濟非常依賴，但是它受美國的壓力，也不好公開表態，因為美國是它的戰略同盟。澳大利亞也是一樣，受美國的壓力很大。另外像印尼這些國家對中國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所以抱懷疑態度。當然這也與中國做得不到位有關，“絲綢之路”已經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現在也沒說清楚，我們的知識儲備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為過。

　　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國際上基本就是以上三種態度。

　　另一個困難是，我們現在只是強調“絲綢之路”就要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道路，但這對很多國家來說就很麻煩。比如我們要修從云南到新加坡的鐵路，越南就反對，這不是經濟規劃的問題，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像菲律賓、越南跟中國有領土糾紛，修高鐵等基礎設施，他們就要懷疑是不是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中國投資斯里蘭卡，印度就擔心中國是否建立對它的包圍圈。

　　之前，中國在非洲、緬甸、斯里蘭卡大規模的投資基礎設施，已經損失了很多錢，中國無法保證資本安全。老殖民主義時期，簽了合同你不做，軍隊就派過去了，現在中國不能那么做了。而且“一帶一路”上的很多國家政治很復雜，不像中國有個共產黨做穩固的政治支柱，比如泰國、埃及，軍方、宗教勢力、反對派都是分化國家的力量的。像越南總書記、總理、議會分開，不像我們習主席“三位一體”，越南可能是下一個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面對這些國家，我給這個總統簽的協議，下個總統上來了就不承認了。

　　四、我有信心中國能搞好“一帶一路”

　　即使有這些困難，我覺得中國還是能夠做好的，為什么有信心？是客觀需要。世界還是要發展，發展是主題，尤其是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在東南亞，新加坡老是感覺到不安全，因為旁邊都是窮國家。他們要發展只有中國有能力資助，“金磚四國”其他三塊不及中國一塊重。

　　應為“朝貢體系”平反

　　中國為了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提出了“利益共同體”等口號，但我們需要考慮未來10年、20年的體系，我覺得今天我們該為“朝貢體系”平反，我們以前批判“朝貢體系”太過了，西方干脆把中國的“朝貢體系”看成中國的帝國主義。但是我覺得朝貢體系實際上是一個自由貿易體系。我曾經和英國人開玩笑，英國打開中國大門是靠堅船利炮，而朝貢經濟之下，小國家要打開中國的大門，要叩頭的。那么大個國家，你叩幾個頭就好了。英國人來了以后，叩頭會覺得有失身份，但其他國家都沒有感覺叩幾個頭有啥丟臉的。

　　當然，我所說的“朝貢體系”，不是指自己吃虧對方絕對得好處的不可持續的模式，也不是要回到“叩頭”的狀態下。它是我吃點虧也能得好處的狀態，實際上中國跟東盟自由貿易區就是這樣的“朝貢體系”。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什么在那么短的時間內能做得好，就是東盟國家要五毛，中國給一塊，給東盟帶來很大好處。

　　中國的“富鄰”政策比馬歇爾計劃更好

　　如果中國要可持續發展，我覺得“富鄰”這個口號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富裕起來了鄰國不富，誰買你的商品？其他國家也富裕了，大量買你的商品，才可持續發展。而中國的文化就有這種包容精神，所有我就更自信了。我覺得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非常好。

　　“一帶一路”也可以簡稱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甚至會比馬歇爾計劃做得更好。中國人常把馬歇爾計劃當成美國推行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實際上馬歇爾計劃對歐洲經濟確實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二戰中被摧毀的歐洲經濟就很難復蘇。但它是排擠東歐國家的，只是針對西歐國家，如果馬歇爾計劃也是開放性的，也是向東歐國家開放的話，蘇聯集團就做不起來，很容易垮掉，正因為馬歇爾計劃是排他性的就形成了后面美國跟蘇聯之間的比賽。（坐觀君再插播：關于這個問題是存在分歧的，回復“馬歇爾”可提取相關文章哦）

　　我覺得中國“絲綢之路”就要非常開放，越開放越好，要讓別人參加，開放可以減少成本。西方國家比如英國就有很多經驗，中國走出去也就是才幾年時間，所以中國要學習大國的經驗，要謙虛些。

　　還有開放當然不僅僅是向國外的企業開放，而應當向中國的民營企業開放。其實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非常快，無論在非洲還是東南亞，都是非常成規模的，而且中國的民營企業走出去實際上比國有企業更早，鼓勵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走出去，資本的構成就更合理。

　　中國要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否則會受懲罰

　　“絲綢之路”不僅是經濟項目，更應當做成一個國際治理的項目，至少是一個區域治理的項目。就像基辛格說的，現在國際秩序、區域秩序，都是近代西方發展的結果，東南亞的秩序完全是西方的延伸，尤其是美國地緣政治影響擴張的結果。現在中國崛起了，美國的地緣戰略慢慢縮回去了。

　　新加坡就比較聰明，把中國的國際空間看成自己的國際空間，臺灣尋找中國之外的國際空間，不可能。中國地緣政治的擴張，不是說要搞帝國主義，而是你成長起來以后，自然而然會成為一個秩序，這是自然秩序。如果你不去建立這樣一個秩序，走出去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護，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來，西方的國際秩序就是靠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來主導。

　　中國很聰明，不反對這個秩序，而是加入這個秩序，在這個秩序中往上爬，盡管美國不讓你上去，但中國不應該從現在國際秩序中退出，還是要跟西方交往，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同時中國不要忽視自己的秩序，如果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想把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最后反而會受到懲罰。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國際秩序或區域秩序中硬了，內部才會更穩定。這個世界非常現實，有些方面我是不怎么相信軟實力的，我更強調硬實力，軟力量必須建立在硬力量之上。現在外面說中國威脅論，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威脅，中國真正能對這些國家有威脅了，反而沒有威脅論了，美國到處去威脅人家，人家說美國有威脅嗎？中國還是要現實主義一點。

　　中國要成為美國那樣的行動者，而不是空喊者

　　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國，相信美國？因為美國是它行動導向，有的人做錯事，有的人做正確的事，有的人打勝仗，有的人打敗仗，是敢說敢做的，所以美國經過了多次考試，中國連考試還沒參加過。中國要走出去，跟越南和其他南海國家有小沖突沒問題，鄧小平先生早就說過，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但是為什么他們不理中國？因為中國自己不開發，別人開發，他們覺得中國不行了。現在中國也要去開發，他們就說中國威脅，如果中國早30年去開發，什么危險都沒有了。所以中國要去做，如果你去行動，他們就會跟你坐到談判桌前，作為大國能夠實現讓別人來談判的目標就算成功。

　　我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成為一個話語的空喊者，而是成為行動者。現在說得太多了，做的太少了，口號非常漂亮，實際上找不到這個東西，所以要實事求是，要攜帶者資本、國家戰略和政治走出去。現在中國搞得不好，既給了人家錢，人家還不高興。資本就是資本，跟美國日本的資本沒區別。中國人要自信，現在英國和其他國家都加入中國組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有句話說得有道理，你跟什么過不去也不要跟錢過不去。

　　中國要成立走出去的中央領導小組

　　中國有信心就可以走出去的，沒自信錢就用不好。我就聽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抱怨，如果是日本韓國有錢，他們盡量不要中國的錢，因為日本人、韓國人有禮貌，不像中國，比如云南一個市長去了也要國家總理總統接待，人家就覺得中國不自信，合作很麻煩。

　　中國要成立一個走出去的領導小組，因為中國的外交角色太多，國防部、外交部、商務部，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各種機構之間誰也不欠誰，稀里糊涂走出去了。所以“絲綢之路”在國內必須有一個領導架構，美國后面還弄一個國際發展署。

　　中國資本一方面要攤到海外市場，另外還要考慮能不能賺錢、獲利。現在有些國企老總跑到另外一個國家，建立一個自己的公司，把賺的錢放到自己的公司，虧損放到國有企業。針對這種情況，要建立像美國、歐洲那樣的企業稅收制度。

　　中國智庫有“庫”無“智”，需要知識先行

　　所以“一帶一路”戰略非常復雜，遠遠超過了習大大說的“五通”，但國內研究還沒有超過習大大的“五通”，大家都在論證“五通”有多么高明，所以我說中國的知識儲備遠遠不足。現在國內沒有多少人學習小語種了，這樣能對東南亞了解嗎？根本不了解，光靠外交官是不行的。好多外交官都是屁股指揮腦袋的，尤其是中國的外交官，我很不喜歡，整天躲在大使館里，總也不出去。

　　美國不一樣，盡管政府沒有那么多智庫，但是很多大學和企業都在研究小國家，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美國的企業整天找我們了解情況。中國的民營企業在非洲投資那么多，但他們一輩子能去兩三次非洲就不錯了。而美國在非洲的學生，至少一年三個月在外面跑。所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要求建立智庫？因為中國的知識遠遠趕不上中國客觀需要。我們常說中國發展太快了，制度建設跟不上，那是因為知識水平跟不上。中國需要知識先行。

　　中國人一直說“知行合一”，知識最重要。盡管現在中國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個智庫了，但我說這都是有庫沒智。投錢建智庫容易，但提高“智”很難。所以要用“智”來引導庫，現在庫太多了，沒有必要。

　　總之，國際政治是很現實的，中國要了解這個世界。中國的資本擴張非常厲害，在東南亞無論是中國的國家資本還是民間資本影響都非常大，但需要知識跟得上，這是我希望的。謝謝。